會議實錄┃劉春田:知識產權戰略成功實施的基本條件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綱要》對打通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全鏈條,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建設制度完善、保護嚴格、運行高效、服務便捷、文化自覺、開放共贏的知識產權強國內容等均提出了相關要求。為了更好地解讀《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并討論相關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3月17日,暨南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與《暨南學報》編輯部共同舉辦了“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學術研討會。
暨南大學黨委副書記夏泉教授在開幕式致辭指出,暨南大學于2004年成立了華南地區首家知識產權學院,2011年,學校將法學院和知識產權學院合并,獲批了2020年度國家知識產權試點高校。2016年,廣州市人民政府與暨南大學簽署了共建廣州知識產權人才基地的協議,建一棟知識產權人才大樓,致力于培養和培訓全科型、復合型、高端型的知識產權人才。他表示,恰逢知識產權大樓建成準備啟動入駐之際召開本次會議,也為了推動知識產權人才基地建設。本次會議圍繞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實施過程中一些重大理論和時間問題展開討論,助力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的順利實施。論壇的成功召開必將對國家知識產權的建設以及暨南大學知識產權學科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對于加快推進知識產權強國建設也具有重要意義。
會上,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春田以“知識產權戰略成功實施的基本條件”為題做主題發言,知產財經對其演講內容進行了整理,以饗讀者。以下是其演講實錄。
發言人(劉春田):暨南大學的知識產權研究院能夠克服疫情困難,召集這樣一個會議,討論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綱中涉及的多方面的理論問題,既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這個綱要,也有益于幫助相關各方和社會公眾理解綱要,很有意義。我對這個會議非常有興趣,也希望有所收獲。
徐瑄教授為會議定了調,就是宣講這個新的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希望我發言。我認為,在今天的大環境背景下,那些看似老生常談的東西,或許仍有價值。有關知識產權的諸多問題所體現的是非觀、道德觀、價值觀以及思維方式,這些基礎性、環境性的東西,對我們在社會現代性建設中的路徑選擇、戰略設計,同時對專事知識產權研究者而言,不僅有必要弄清,而且要不斷地重申,以便讓我們的頭腦始終處于清醒中,做到大事不糊涂。所以我發言選擇的題目是“知識產權成功實施的基本條件”。我講幾點看法,供各位參考。
第一,客觀認識新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定位和性質,以及它的作用。
這既不是新招數,也不是新思維,而是理性與常識,是人間正道。但是,2008年我國出臺的第一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實際上花費的時間也很長,大家也非常認真,建立了20多個課題,成立了很多課題組,最后完成的成果相對理性,水平比較高,為今天的新戰略奠定了較好的思想、理論基礎。“綱要”的“層級”并不很高,只是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的一個文件,但印發后起了很好的作用,最終使重視知識產權成為全民共識,可謂超發揮。10年的實施也是很成功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一個表現是制度建設的認識轉變,使得我們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體系建設從被動修改,轉為因應技術進步和經濟全球化主動的提升與完善。第二個是對外交往,我們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深入的市場化改革,給知識產權法治建設提出更高的需求,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更好的適應這一需求。第三,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一定程度上打通和提高了政府各個部門、機構對知識產權問題的認識,尤其重要的是綱要實施10年,極大的提升整個國家、社會、公眾的知識產權意識。眾所周知,觀念轉變是根本的轉變。知識產權觀念的確立和提升,或許是10年戰略實施的最大成果。在這個意義上說,第一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是成功的。
與第一個戰略綱要相比,新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比上一個戰略的起點要高,尤其在政治層面的提升是明顯的。第一個戰略綱要是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這次則是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印發了這個文件。所以這個文件從政治層面的層級應該說更高一些,反映了當下整個國家對于知識產權問題的認識的提升,也反映了國家對知識產權問題重視程度的提升。為新戰略的實施展現了良好的前景。
我們也要看到,近年來各個領域稱之為“某某強國戰略”的文件一個接一個,魚貫而出,知識產權戰略只是其中的一個,如何認識這一點,如何定位不同的強國戰略,如何處理各個戰略之間的關系,是對強國戰略問題有興趣的各位需要研究的問題?!爸R產權強國戰略綱要”只是一個設計文本,充其量是個藍圖。距離它成為國家事實上的戰略,尤其相距達至目標、獲得成功,還有很大的距離。
第二,客觀、理性看待以往的成就。
第一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為什么能夠成功,原因有很多,但是根本的原因取決于中國經濟的成功,一言以蔽之,是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成功。離開了改革開放,離開市場經濟和法治,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一事無成。
我們前40年的基本經驗是非常清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人的最大共識,這些概念深深地雋刻在國人的大腦中,流淌在民族的血液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余年,既有大的成就,也有刻骨銘心的挫折。不管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從中都可以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今天看來,居高臨下,一覽無余,這些東西居然簡單的出奇,它就是常識。毛澤東講過,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得我們變得比較聰明起來。我們終于認識到,古今中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靈丹妙藥就是常識。常識教育我們逐步放棄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體制、管理體制,最終放棄了計劃體制,采用了市場經濟體制。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破除了關于市場經濟專屬于資本主義的魔咒,堂堂正正地樹立起市場經濟的旗幟,經濟獲得飛速發展。歷史實踐還告訴我們,計劃經濟不可能實現法治,不可能有私權。唯有在市場經濟這個體制下才有可能建立法治,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知識產權制度。這一切,既是理論、常識,也是實踐。這個基本經驗清楚明白、言簡意賅、通俗易懂。這種意識對我們這些經歷了計劃經濟的桎梏,經濟困難的艱辛,“文革”的動亂,上山下鄉的苦難,又親歷“三中全會”以來40年巨變的“老三屆”來說,尤其深刻。對40歲以下的年輕人來說,無法感同身受,難得有這種意識。進入“新時代”,為什么還要強調常識,其中的道理,我們已經探索了40多年,40年來有無數的理論解說,我們認識到,常識有如空氣、水、土壤,到什么時代都須臾不可或缺。
第三,科學理性地處理好新的知識產權戰略問題。
我們過去40年成功的經驗歸根到底思想上的解放,是源于棄舊圖新,樹立新的理念。如果從思想層面講就是科學,就是理性。我糾正一個說法,過去我們的教材和專著都有一個說法,知識產權制度是工業革命的產物。這種提法因果倒置,不符合事實,應當糾正。事實上,知識產權制度早于工業文明,早于工業革命。因為最早的知識產權現象出現在15世紀,而公認的知識產權制度的里程碑,是1623年的英國《壟斷法》,至今差不多快400年,著作權制度始于1710年,也超過300多年,而這兩個時間點都遠早于工業革命。實際上,知識產權制度是文藝復興的成果,是科學革命、技術進步和市場經濟融合的產物。近代科學與技術創新聯姻,使“科學技術”模式取代了“經驗技術”模式,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技術進步變得有方向、有目標、有路徑、有規劃、可持續,一旦投入實踐,轉化為生產力,造成資本主義生產力獲得了如“神話”般的發展。
近現代科學,也使得人類社會的進步,變得更為理性,前途更為光明。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技術支配權的可交易性,導致知識產權制度發生。知識產權制度和科學技術作為其中的要素共同推動了工業文明的發生。當下,不管叫數字時代,計算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總的來講還處于工業文明這樣一個大的范疇當中。在商業文明的主導和推動下,工業文明獲得了極大發展,推動人類從古代社會轉入近代社會。近代文明給我們的提示是,要尊重科學,要尊重理性。理性是個抽象概念,為了便于理解和運用,我提出了理性的四個衡量標準,即自然法則、經濟規律、邏輯和人性。這四條標準具有客觀性,通俗簡單,務實易行,便于衡量,可以成為大眾手中的工具,是衡量世間萬事萬物是否正當、合理的有效標準。實踐證明,違反其中任何一個標準,一定是錯誤的。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疤觳蛔?,道亦不變”。今天,我們鳥槍換炮,經濟體量超大,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一旦不慎,一旦任性勝過理性,損失就會大得難以估量。因此,經濟建設更應尊重理性,更沒有任性的本錢。最佳辦法就是健全制度建設,制度優勢是最大的優勢,優勢的制度是任何國家的最大的資源。知識產權與科學技術息息相關,更有必要尊重科學與理性。前面講到,新的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還只是一個文本,既然是面向未來十幾年的行動綱領,是否得當,仍需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并根據實際不斷做出調整。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仍然堅持我們過去40多年來成功的經驗。毋庸置疑,40年的基本經驗沒有過時,其中的常識,世襲罔替,放之四海而皆準,足以指導我們今后未來的發展。正如有的學者提出的,只要我們未來不發生顛覆性的錯誤,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是健康的、持續的,在可期望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能夠正常的發展,保障中國克服內外消極因素的掣肘,創造盡可能好的內外環境,完成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轉型??陀^地看,知識產權戰略不過是我們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要服從整個國家戰略,整個國家發展大的宏圖,它所遵循的東西應該是相同的。需要再三提醒大家的是,盡管常識簡單明了、遍布生活、俯仰可見,早在400年前培根就指出:“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于一;因為凡不知原因時即不能產生結果,要支配自然就須服從自然;而凡在思辨中為原因者,在動作中則為法則”。但世界上屢屢發生這樣的現象,任性常常讓人們忘乎所以,誤以為自己可以僥幸不受自然法則、經濟規律、邏輯和人性的約束,可以為所欲為??杀氖?,只有當人們走上絕路的時候,才對世上那些最簡單的道理恍然大悟。希望中國可以借助理性,保障未來順利發展。
第四、中國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知識產權戰略的世界意義。
新版《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是中國進步的剪影,是人類社會現代性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而化之,具有世界意義。梅因認為,從身份到契約,是人類歷史從古代社會轉變為近代社會的標志。此語內涵豐富,意味著封建等級制度的瓦解,以及與之匹配的財富的占有和分配手段的變革。商業文明的興起,促成主要以資本、經營、勞動和創造為生產財富手段的經濟模式得以確立。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創造力是財富生產源泉的意識勃興,知識產權被日益重視。英國學者A.N.懷特海說過,近代科學誕生于歐洲,但它的家是整個世界。西方知識產權制度已有400年,二戰以后形成以創新為財富生產主要手段的發達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不過40年,但我們也開始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進程,且推出2.0版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作為一個有14億人口,近千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大國來說,這無疑是文明的進步,是偉大的歷史轉折,也是中國對世界的偉大貢獻。
第五,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應當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關系到新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能否順利實施。
第一個,是處理好市場和政府,即政商關系問題。政商關系是經濟體制中最重要的關系。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解決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目標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厘清政商關系,防止職能錯位,避免出現“牛守夜、狗耕田”的怪象,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核心是尊重市場力量,這個方向就是理性的,符合基本經濟規律的,不應該懷疑,不應該被改變。如果解決不好這個關系,經濟不可能順利發展。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在中央和地方,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矛盾上花心思,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即“抓”和“放”上做文章,實踐呈現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令人頭疼。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特別論述了這個問題。進入市場經濟,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就成為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矛盾。幾十年來,我們在逐步解決這個難題,但是,“決定作用”和“更好的作用”的描述只是提供了一個原則,如何理解、如何操作、如何拿捏,可謂跨越世紀的難題,實踐中難有可把握的標準。如果解決不好這些關系,經濟不可能順利發展。我們相信,肯定存在著一個調整二者關系的恰到好處的狀態,在這個境界下,各守分際,市場活力蓬勃,政府擔當稱職。無疑,政府是政商關系的主要方面。因此,政府應當守土有責,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精髓,即構建市場秩序,完善營商環境。因此,政府應當習慣通過法律手段規制和影響企業和市場,避免靠權力直接干預市場,更不應當越俎代庖,下場參賽。
我在這里提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市場經濟轉型近30年了,但是我們究竟對市場,對“商”到底知之多少,有多少真知灼見的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民法學、知識產權法學者,尤其應當加強研究。不然,所謂民法、知識產權法的研究始終止于皮毛。
第二個,是處理好公權和私權的關系。這是中國社會長時期的突出矛盾之一,也是新版知識產權戰略要面對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生產資料全盤公有制,沒有私權發展空間。普遍貧窮看似平等,但不可持久。初級階段理論和市場經濟的確立,修改憲法,重建私權,相繼出臺的單行私權法和2020年問世的《民法典》承諾對私權實行全面的保護。全盤公有制下形成的公權力強勢傳統是客觀事實,而民事主體對私權的追求則出于本能,在市場經濟的激勵和《憲法》的保障下執著而強烈。如何處理公權和私權的這對矛盾?公權力、私權利各自處于一個什么地位?相互關系是什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民法典》的學習會上提出的原則,《民法典》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處于基礎、核心的地位,凡是和《民法典》相抵觸的,無論是政府部門,各種各樣的法律法規,該廢止的廢止,該修改的修改。這是以人民為中心,以人為本的政治原則在法律上的體現。這個論述說明,在公權和私權的關系中,私權是主導、是核心,公權力是輔助、是從屬。公權力的設計與規范,要考慮私權的核心與綱領地位。有個典型的例子反映了這個問題,前幾年有關部門醞釀的《職務發明條例》之所以被質疑,根本問題在于,公權力應不應當不顧私權自治原則,規制民商事主體的私權,插手干預企業經營事務,甚至左右私權主體內部的財產分配。當下的中國,總體上看,私權是弱者,需要提高私權意識,促進對私權的充分有效的保護。如何落實充分有效的保護私權,包括知識產權在內,是法治建設的長期任務。一個以私權為基礎的新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更應當格外尊重私權,關注對私權的保護,也應當服從上述原則。
第三個,是妥善處理國營企業企和私有企業的關系?!稇椃ā芬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因此,為國營企業和私有企業提供同樣的法律環境,賦予同等的發展條件,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尤其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更需落實這個原則。事實說明,私有企業有更大的創新活力,它們對先進的技術、多元的商業模式更有興趣和欲望,更反映先進生產力。國營企業和私有企業同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共同為社會、國家創造財富,在平等前提下,都應當做大做強。
第四個,是妥善平衡強國與富民的關系。這關系到國家是否真的強大,這個強大是否可靠、持久。有據可考的中國歷史數千年,曾先后出現過強秦、大漢、盛唐、繁宋,歷朝盛景,屢被后人稱道。但中國的老百姓從來貧弱,用鄧小平的話說,窮了幾千年。歷史上,神州大地上,國家的強大與繁盛從未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礎上,因而這些強盛和繁榮都難長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應當徹底改變這一歷史,擺正強國與富民的關系。新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更要有這根弦,要有強烈的富民意識,應當妥善處理這一對矛盾,要做到民、國平衡“雙贏”,把富民作為強國的前提,把知識產權強國建立在富民的堅實基礎上。
第五個,是妥善處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更需要妥善處理。無疑,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40多年來,我們戮力改革,坦誠開放,虛心向先進國家學習,融入世界,做對了很多事。我們的努力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改變了世界。今天,中國對國際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新時代,正在經歷世界的重大變局。這個變局的發展趨勢是什么?中國在這個變局中身處什么地位?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世界怎樣看待中國?我們應當怎樣和這個世界相處才是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這些問題無不關系到中國的處境和未來發展,關系到中國的國運和人民的福禍與安危。我認為,中國仍是世界的一部分,要客觀、理性認識上述一系列問題,仍要恪守“站在世界看中國”的原則。要有自知之明,中國經濟體量很大,但除以14億,攤到每個人頭上,也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我們還有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我們有戰勝困難的底氣,但沒有驕傲的資本。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全球格局,世界在重構,國際關系也變得更為復雜。但是,無論國際關系多么復雜,我們都應當有清醒的認識: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閉關鎖國,死路一條。堅持國際合作,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不可動搖、不可顛覆的基本國策。
總之,市場和政府、公權和私權、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科技發展戰略與知識產權戰略,強國與富民、中國和世界,這幾個主要問題是綱,是知識產權戰略的大環境,它們關系到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后果與成敗。新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出臺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反過來又融入其中,成為這個大環境的要素,各種要素互為因果,制約、形成國家建設的大環境??梢?,新版知識產權戰略并非孤立的政策,它和它的背景共同構成一個更為宏觀的系統,其中,解決任何問題,都需系統思維,并要有大局觀,又要考慮左鄰右舍,瞻前顧后,所以,新版戰略的執行人僅僅明了知識產權政策和相關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
查看會議發言實錄專題,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
瀏覽知產財經官網www.ipeconomy.cn